对于经历过改变人生的创伤的人来说，这种经历可能会产生令人惊讶的结果：积极的个人成长。 

研究表明，这些人对生活，与他人的亲密关系，对新可能性的乐观，对个人力量的感觉增强以及精神上的改变有了更大的欣赏。研究估计，大约一半的受创伤影响的人会继续经历所谓的创伤后生长。 

现在，去年进行的一项重大调查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这些人感到与疫情大流行相关的创伤性压力。 

《JAMA开放网络》上发表的研究发现，在接受调查的3,000人中，有40％以上是创伤后的。在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博士彼得拉扎克的带领下，研究人员向成千上万的退伍军人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他们在大流行期间经历的个人变化的问题，例如他们是否更欣赏生活，变得更加亲密。与朋友和亲人在一起，对“精神问题”有了更好的了解，并感到有能力在自己的生活中做“更好的事情”。

对于那些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进行阳性筛查的受访者，比那些没有说经历了与创伤后生长相关的全面变化的受访者更有可能。这一发现与以前对退伍军人心理健康的研究相一致，这一发现并不让彼得拉扎克感到惊讶，他也是国家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家中心的转化性精神病流行病学主任。 

他说：“斗争促进了增长。” “您需要某种程度的这些创伤性症状才能成长。”

这个过程与通过设定雄心勃勃的目标来使用大流行性禁忌来优化一个人的生产力或个性有很大不同。那些没有经历过积极变革失败的人也不是。它也不是通过强调创伤后增长对政府预防死亡，疾病，失业和其他类型创伤的责任的重要性来为大流行期间的社会失败辩解或辩解。 

彼得拉扎克说，取而代之的是，与大流行相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可能会促使“反思性处理”，进而导致积极的心理变化。通常，经历了变革的人们会具有侵入性，不舒服的想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会发展出以更有条理的控制感以有组织的方式应对这些想法的技能。其他人则可能会进行不可思议的反省，或者试图完全避免消极想法，这些策略最终会使他们的感觉恶化。 

经历成长的人们仍然会感到心烦意乱，但是他们找到了应对创伤并前进的方法。技术，如创建的经验叙事，分享一下感受，学习如何调节情绪能有所帮助。彼得拉扎克说，创伤后的成长通常是受到包括心理治疗在内的强大情感支持的刺激。研究还将创伤后的成长与性格特征相关联，例如性格外向，对新经历的开放性，随年龄增长的智慧以及在其他压力情况下寻求一线希望的能力。

彼得拉扎克说：“我们不想说这是彩虹和阳光……这些东西可以共存。”他描述了创伤和成长的双重经历。他将创伤后的成长比作“心理盾牌”，可以在未来的创伤事件中保护人们。 他还发现，创伤后的成长与自杀观念的下降之间存在关联。表示对生活的赞赏增加，社会关系得到改善的参与者也发现，自己自杀的几率大大降低了。

大流行之前，彼得拉扎克已经就一大批退伍军人的创伤经历进行了调查，并决定向他们询问有关新冠疫情的创伤后生长情况。在新发布的调查中，人们根据对大流行的“重复，令人不安和不想要的记忆”，避免回想起疫情的提醒，跳动或容易被吓到的问题的答案，对创伤后症状进行了阳性筛查。并且对自己，他人或世界抱有强烈的消极信念。

研究人员还测量并调整了调查参与者的创伤风险因素，包括自己或亲人的新冠感染，媒体消费，社会隔离以及财务和人际关系困难。 

美国预防自杀基金会的临床心理学家，研究副总裁吉尔·哈卡维·弗里德曼博士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这项研究突出表明，创伤可以导致更大程度的参与和联系，这是防止自杀的两个原因。” 来自其他研究人员的初步调查还暗示，在新冠大流行之后，创伤后生长的可能性很大。  

中国研究人员对与大流行有关的创伤后成长方面的400余人进行了调查，发现“情绪创造力”的概念（体验和表达情感的能力）在促进积极的人格改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彼得拉扎克说，重要的是要了解，这样的改变并不能标志一个人遭受创伤的良好结论。 他说：“创伤后的增长不是目的，而是一个过程。”